往前行去 繼續撒種
inertia — 一, 12/23/2002 - 04:54
往前行去 繼續撒種─ 「美化空間環境計畫」的續程
(刊於當代藝術風─文建會文化環境年專輯2 2002 12)
摘要
著名的建築設計理論家亞歷山大在《建築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一書中,將其建築模式語言稱為「空間的種子」。他說:我們無法設計花,只能種下種子,而模式語言即是空間的種子。文建會自88年起推行的「美化空間環境計畫」即是這種思潮的具體化過程,讓民眾參與成為空間美化與營造的種子。至今的成果豐碩,也遇到困難阻礙。其中,由下而上的力量、制度彈性與培力地方官僚、參與形式的重思與公共監督為繼續推行的重要關鍵。民眾參與美化公共空間的計畫不應視為一個單純的空間規劃,也不是抵抗性計畫的廉價替代,是一個民主美學的實踐之路,包含了制度支持、社區力量、專業者道德良心與能力才能完善其事的空間生產。
本文
著名的建築設計理論家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在《建築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一書中,曾將其所倡導的建築模式語言稱為「空間的種子」,他說:我們無法設計花,只能種下種子,而模式語言即是空間的種子。除了是對現代主義與專業美學神話的戮破與社會形式的認識論之重建外,亞氏揭櫫了後現代主義傳統裡較少為人重視的一面,後現代城堡裡遨翔於哲學與形式,結/解構與符號,象徵與資本之外一條重要的道路:設計論述上的民眾參與。《建築模式語言》就是本指南,是操作手冊,在253個模式語言中,從區域規劃到窗台入口設計,提供了人們對於空間的發問以及科學的解答,每一個模式都是一個假設,而基於假設有若干的解決方式,讓人們透過理解營造體系以及設計模式,重新掌握自己生活環境的語言,著手構思和發展自己的語言,小至個人,大至群體,一旦有了共同的語言,城市的鮮活與特色將自有發展。一個模式語言( A Pattern Language)而非唯獨那個模式語言(The Pattern Language)說明了每個不同的個人與群體可依循自身地方特色找到自己的「模式」,來開始設計空間。對亞歷山大來說,好的設計理論並不是告訴人們如何「設計掉」空間,而是讓空間有機會長出生氣活潑的花兒,因地而異。形式或許不同,詩與散文皆可,一旦人們對環境與空間形成了共同語言,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的對話才不至重覆現代社會一去不返的碎裂關係,這才是建築的永恆之道。
將這句話,以及亞氏所代表的對於現代主義建築/城市美學反思批判的成果,來觀察在90年代末開始,台灣政府由上而下開始的「社區總體營造」、「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公共環境營造」以及經過921創傷後改弦易幟的「家園再造─ 公共環境營造」等種種市民參與環境營造之政策,無寧有一個更清楚的理解架構與衡量的標準。
歷史的餽贈
民眾參與空間營造是台灣歷史給予的禮物。台灣政府推行之種種市民參與公共空間營造、美化社區、公共藝術獎勵條例,甚至台北市從陳水扁時代推行的社區建築師與社區環境改造,以及馬英九上任後,由民政局所推動的四百多個鄰里公園改造計畫等,都是在島嶼獨特的土壤裡冒出能與設計專業、社區居民對話,並將亞歷山大的論述拉出後現代氣候下的庇難所,提供了血肉與具體化的機會來實踐其迷人的、實體性理論與基進的世界觀的空間重要政策。
現在我們很難拉出一條紅線,來界定何時產生「社區總體營造」的?除了歸功於當時主推手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先生外所倡導的「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造人」所產生的政策影響力,我們也許更必須看到,從八零年代開始,台灣社會在都市空間表徵之生產關係上歷經了兩波的巨大改革。一方面,社會運動洗禮並部分結構了台灣社會的權力關係,由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力量迫使原本屬於專業領域/專業技術官僚做出回應以及改變,同時國家也面臨長久以來營造環境為了追求發展而付出的代價,公共空間不足、品質低落與鄉村社區頹敗幾乎變成都市與區域/鄉村經濟治理危機,國家有意識地政策調整,由上而下的召喚出地方的認同計畫作為抵抗性計畫的替代,將部分決策賦交地方/社區,既可緩和與地方的權力衝突,也聰明地滿足民主政治中必要的合法佈樁。另一方面,空間專業對於現代主義設計的反思開始強調社區參與,民眾背書變成了學院裡的理論新鮮貨與實踐評量表,剛開始始也許只有些許空間相關系所,公部門的資源釋放加速了「轉型」,也正當化了「參與」。於是,兩波彼此相扣地接枝出市民參與環境改造運動。既是國家為了回應市民社會的索求,也是市民要求更好的生活品質與民主參與的願景所致。
空間撒種計畫
為了勘查這一回應與索求,文建會在開始推動五年長期的「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就委交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 做全程的紀錄與指導角色,詳細記錄了個案中規劃、設置,與設置過程中面臨的課題與障礙。於之前出了本《行政院文建會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執行實錄》以及三本技術手冊,分別是《街道參與式設計技術手冊》、《鄰里公園社區設計技術手冊》、《參與式社區設計技術手冊》,第一本為總結執行二年來的檢討,後三本則為民眾參與的技術指南,詳細地說明在規劃與設置過程中可用的方式,與該注意的細節。同時,文建會也委交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舉辦了有關美化公共環境與公共藝術的研討會,深化與跨大難得的經驗。
對於這波空間改造運動的成果,集子的出版剛好是個考察的起點。從樣貌多樣成果各異的案子來看,「美化公共環境」是政策設計之環境種子,希冀專業者與地方居民的合作,透過制度上補償(如由下而上提案、中央負責補助經費,地方政府執行)以及專業上輔助(由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負責協調、找尋專業者、提供參與經驗與諮詢,並成立分區顧問制度)在台灣各鄉鎮開出美麗殊異的花朵。一如文建會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所自詡的,同時也是一個「撒種」的計畫,透過計畫的執行,在社區居民中心撒種,透過種籽社區的執行成果,為台灣的社區營造播種。期待透過一個個社區參與,由點而線而面,在台灣解出累累的果實。
在《行政院文建會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執行實錄》一書中,89年記錄的十個案例,以及90年記錄的14各案例中,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提出了完整而專業的檢討與建議,包含了行政制度程序繁複、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清、地方政府的意願高低影響案子的成就、政府採購法的影響使得民眾參與到了實際的施作過程就無法介入、計畫數量過多、缺乏足夠有意願的專業者、初選制度不夠完善,計畫書未能貫徹、評選方式的缺失、社區意見與審查意見衝突、專業團隊意見與社區意見不符種種缺失。
民主美學實踐之路
這些檢討與意見,大體描繪出目前市民參與公共環境營造之困境。那麼,一個民主機制下的美學嘗試,如何更順利的走下去?一如任何對我們生活環境與民主要求更多的人所做的一樣,檢討報告呈現的問題已不僅在於參與的機會,而是參與形式。有幾個層面可以更進一步:
一、由下而上是關鍵
在案例裡,專業者憑著人道主義式的「下鄉精神」都只能獲得初期的成功,規劃單位在實際施作後的撤離與居民無法實際參與監督設置過程,導致案子在規劃後,居民動員即結束。「動員」變成一則苦藥,慰良心不濟現實。如福德社區、石碇的案子。反之,由居民由下而上的要求政府與專業者協助之計畫,如阿里山鄉山美社區與嘉義頂塗溝社區就獲得成功。與我們的一般認知相反,鄉村反而比都市裡容易成功,這不是城鄉差別,也不是態度問題,而是攸關社區存活與發展的議題,是促發居民參與的關鍵。
二、制度彈性與培力地方官僚
民眾參與是一耗時的空間民主實踐,而空間營造則是制度化的體系,這兩者的接合需要技術官僚與專業者更多的想像。悖論之一是由下而上提案卻由上而下評審,悖論之二是強調居民參與卻剝奪最後掌握空間品質的重要階段。許多案子都面臨了公共工程發包上限的問題,除了原住民社區適用特別條款可採雇工購料的方式進行,讓民眾實際參與設施施作外,大多數的案子都在因為在設置過程中民眾無法參與而失去信心,導致空間品質與民眾期望落差甚大。
同時,地方政府作為一個治理機器的表現似乎遠落於中央的期待,這固然是長期以來中央政府掌握空間發展資源所致,也是地方政府不熟悉民眾參與的經驗,以及自困於施工管理維護的方便,如對於街道傢俱、燈具、植栽的統一管理壓抑了居民與專業者對於空間形式的想像與期望。對於地方政府的官僚訓練、經驗培力應視為與民眾參與訓練一樣的重要。同時,民眾參與既是一耗時之過程,而專業者又並非與使用者永遠同一戰線,免不了一個相互說服的過程,規劃時程遠比一般規劃案來的久、費時費工,這使得許多專業者止步,只有學校單位能夠利用便宜的學生做苦工才使得來,從案子裡有大部分都是學校單位,以及小的地方文史工作室所承接可一窺端倪。老實說,他們或許誠心足夠,但專業表現仍待加強。如地方政府在發包專案時不能理解民眾參與是一高成本的空間品質與民主機制的改造計畫,用各種硬規格與低成本來成事,只會讓有能力的專業者怯步。
三、參與形式之反思
民眾參與設計在專業界的發展已近十年,許多專書、規劃報告、經驗彙整的資料已不乏。但綜觀上書中案例所呈現的方式,仍以傳統的方式居多,告知、聆聽、圖面/模型討論、現場放樣模型等等,參與形式仍顯貧乏。三本技術手冊除了提供更細緻的提醒與智慧語錄外,也無從施力。真正的問題是,專業者並為將自己從一個執行者的角色完全轉換成參與者,無法從協助者變成使用者,亦即,除了原住民社區有能力對自己的傳統住屋與環境施作與設計外,多半的案例都是「外來」的規劃者與營造商,規劃者或許有心,但難在極短時間認識地方,也無條件建立一個較長的合作與信任關係。在評審提案時,也許當地的專業團體應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其次,有許多案子硬搭上參與熱車,卻缺乏民眾參與之基礎與認識,變成讓居民決定(投票)形式。如東海大學景觀系執行的景觀天橋改造計畫,或是新竹市府廣場的設計,這些案子除了多了「參與」調料,與一般規劃案無異。我們看不到任何基進有趣的想法,在天橋一例,到底要不要天橋?人重要還是車重要?小孩、買菜婦女、著高跟鞋上班女性、老人、殘障者對於天橋不便之討論竟付之闕如。在市府一例,景觀變成重要的空間因子,忘了市府廣場是市民社會重要的戰鬥之地,是政治異議與民主嘉年華的重要場所。這些以民眾之名,予形式之實,不過複製,加強了專業者對於空間處置的神話而已。若是如此,大可不必搭民主風,專業能力的評量並非唯民主一途。
參與仍停留在技術上的認識,而非權力的轉移,一直是現階段台灣執行民眾參與公共空間塑造最大的問題。回到亞歷山大的提醒,專業者的功能是在認識論的層次上協助撰寫一本地方居民自己的「模式語言」,而非越廚代刨,蒐集意見而「設計掉」空間,專業者同時是一個啟動者與空間方案的編輯者,與居民一同完成地方空間的塑造。民眾參與從來都不是一個便利自己設計目的藉口,也非圖民主風味而消彌爭議的政策包裝。
四、公共之眼 輿論參與
權力不會自身改造。民眾參與面臨一個基本的問題:過程公開評審秘密。從地方提案到中央的評審,秘密。從完成規劃到設置准許,秘密。正是由於此種秘密,權力下放變成了一種嚐不到的蜜糖。要解決中央與地方的齟齬,解決評審、專業者、地方居民意見不同與權力關係,沒有別的良方,我們必須制度性考量,在推動民眾參與之際,更須培養公共之眼(public eyes),讓輿論與公共監督可以透過設計好的公開程序加入這波空間改造運動,從提案、評審意見、專家看法、社區居民意見都應紀錄,並可以公開閱覽。網際網路、電子報、定期紀錄與發表、以及個個參與社區的相互參訪、交流都是促進監督的方法。
生氣活潑的花兒
如果我們要求更好島嶼上有更多燦爛異質的花兒,而地方又能享有共同的空間語言,專業者與政府責無旁貸。民眾參與美化公共空間的計畫不應視為一個單純的空間規劃,也不是抵抗性計畫的廉價替代。正如亞歷山大說的,建築模式語言是一網絡性的語言,所有的模式不可能獨立存在。那麼,民眾參與也是,我們必須透過一個網路性質的協調天候,包含了制度支持、社區力量、專業者道德良心與能力才能完善其事的空間生產,讓種子自己開花結果,我們方可往前行去,繼續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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