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 Dribdas（蘿蔔腿）是在四年前台北的河堤破爛生活節，那時這幾個老外們只是蠢蠢著在台上gig（隨意彈些有的沒的）著，幾乎沒有vocal ，說不上來到底是哪種音樂，有點半爵士半迷幻的。之後與其閒聊、知道他們住在台中，國語不甚了，聽說他們常在東海的古堡裡練團玩音樂。後來，春天的吶喊(95年)突然地冒出來，春天加上墾丁的陽光，炫目到整個世代都有點狂傲起來，而原來其中的兩個老外竟然是主要的發起人。現在想想，我們這個世代在95年像是突然覺醒一樣，除了之前的生活破爛節，在春天的吶喊之後，馬上有一掛人在台大了個「酒神祭」要一別這個所謂「外國人」搞的活動，之後大專搖滾聯盟開始組織了，另所有在場的台灣地下文化人士（在搞的，旁觀的很興奮的，積極參與批評的）都覺得我們的日子到了。「我們的世代到了」不像是個自我催眠，至少當初許多人這樣想。「春天的吶喊」開發了一種新的形式，讓搖滾樂手與其樂迷可以有自己的Woodstock 模式，樂手與樂迷一起生活三天，隨意置帳，沒有明星與聽眾的區別，而如果表演不好你大可玩你自己的，在第一次的春天的吶喊裡，有個晚上大家不耐「外國人」合唱團的口水歌，大夥跑到 pub 裡找出鍋碗瓢盆猛敲一晚，而 Dj @ llen 則利用汽車音響在草皮上開始了 rave party。它挖掘了台灣不為少數的地下樂團，像從地底爬出的怪獸般向台灣島國宣示他們的存在。它寫下了新世代DIY的紀錄，由年輕人自組的三天搖滾藝術的祭典。它創造了一種青年場景，不同於商業打造的MTV世代場景，而是一種互助、和平與愛的搖滾場景（真像六○年代的口號啊）、來時陌生離法相互微笑的難忘經驗。

現在，除了中間冒出個「空中破裂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祭」、還有「台灣97野台開唱」斷斷續續宣稱新世代有比較不一樣的次文化存在之外，其餘有點憑著自己尷尬的驕傲了。例如，嗯，至少還有VIBE 和女巫店可以作現，嗯，至少中間還有幾場DIY的戶外 Rave Party。現在，戶外野台開唱搬到了VIBE，用一個晚上圓了重金屬的夢，其餘都不見了。剩下的只有春天的吶喊了。

在第二次的「春天的吶喊」第二天晚上，我把 Jimi 捉到海灘去。那時我與朋友想拍個有關「春天的吶喊」的紀錄片。我們越過一掛掛躺在海灘上哈啦、睡覺、唱歌、嗑藥的軀體，停了下來。Jimi很辛苦地對了攝影機講了兩個小時的話。現在，除了當時的海浪聲外，我只記得Jimi 憂心警察會找麻煩的掛慮外，其他都模糊掉了，好像有些是一個生命來到台灣遭遇的種種，你也知道，在海灘上的訪問，最有可能變成浪漫但不清楚的記憶，尤其又是在春天麻藥薰陶和耳聒的充滿搖滾聲浪之後。而影帶放在「在地實驗」二年，我只重看了一次而已。今年我又去了 VIBE，在看完Dribdas 的演出後，因為工作要求我非得再訪問一次Jimi，而且必須簡單的紀錄下來興起台灣版「胡士托克」(Woodstock)的背後主謀之想法。所以，我就問了以下的問題了。

Productive Lazy

他們兩人都決定繼續留在台灣了。他們沒有艾琳達有名，也不會自詡為「台灣新婦」，甚至搞不太清楚為何要選擇台灣，但他們對於台灣搖滾圈的人而言，重要性可能不輸艾琳達之於台灣早期的反對運動。兩個人都有美國人特有的天真，Wade 覺得每天可以認識新朋友很好，覺得自己很受歡迎，對於他們而言，台灣是個在自由不過的地方了。Jimi 說這裡的人們對生活都有種好態度，非常主動，非常有生產力，即使懶惰的人，也有一種生產性的懶惰(真是善良的外國人)。Jimi 生在猶他洲，Wade 來自舊金山，兩個人小時後因為父母的關係，在印尼就認識了，到現在十五年了，還是在一塊兒。他們之前一起住台中國際街，東海大學學生的另一個大本營，距離我以前住的房子只有幾步之遙。前陣子才分家，因為Jimi家裡亂得可以但又有潔癖。

Original idea

原本只是個簡單的構想，可能就像你我週末要去度假想的一模一樣。他們(Dribdas) 本想找瓢蟲、骨肉皮與一些朋友到墾丁相聚、喝酒玩音樂如此而已，也許三、四個團，30個人就很多了。他們也幾乎沒有計畫要幹什麼，只想離開電視、離開學校，沒有其他的雜事，享受一下南台灣的陽光。後來他們以嘴傳播，沒想到許多朋友都有興趣，有許多本來他們也不知道的團都冒出來了，他們只好一個團團的登記，自己貼錢搞了較好的音響器材，與夢幻墾丁租借了場地(人們可以免費入場，夢幻墾丁賺飲料與食物錢)。最後，超乎任何人的意料，將近有30個團，幾千人次參加了第一次的集團叫春。簡直就像是台灣搖滾世代的誕生兼高潮。

It's a Taiwan show

許多人覺得「春天的吶喊」是個外國的活動，因為所有的宣傳與訊息都是透過英文傳播的。你得在 China News 的週日版得知春天吶喊的消息，或在 Expatriate (一份由在外國人搞的地下刊物)看到，連在個個 pub 的傳單都是英文的(現在較好了，至少都是中英夾雜)。很大的原因當然因為他們都是外國人，這種活動都是靠著嘴巴來傳播的，這多少限制了他們要通知的對象，另外也有一個原因是，國內的大媒體更本「看不到」這樣的地下活動。當然，國內有些孩子們還是覺得這是外國人的活動，而要搞出自己的「本土」節慶來，例如「戶外野台開唱」，或者之前的「酒神祭」。然而Jimi 說的好，「It's not a foreigner's show，but a Taiwan show 」，因為參加的團都是來自台灣的，無論是外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即使外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即使外國團，全部都是在台灣合成的。Wade說，如果全部都是外國人參加，他們也不會高興，因為他們愛台灣。

老實說，沒有老外此種一切自己幹的DIY精神，我還不太相信春天的吶喊可以一搞四年，沒有老外熟習搖滾節慶的製造活力與創意的經驗(從人員器材的安排、器材準備、海報傳單繪製，到現場的塗鴉布置、歡樂的製造、自由的氣息等等)，春天的吶喊不會變成一年一度的搖滾盛會。更何況，搖滾樂本來就是進口產品。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Woodstock，也沒去過 Woodstock Ⅱ ，他們要的只是台灣的搖滾樂團一起相聚時的創造力而已。他們與台灣青年最大的差別僅在於，他們認為「專心做事是最容易的」、而且馬上起身而行，將夢想放在最後。儘管第一、二年的「春天的吶喊」(第一年免費，第二年三天500塊，但許多朋友與惡霸記者，像破報的記者當然就混進去了)讓 Jimi 他們賠了非常多錢，但他們也不太在意。

Cover songs festival

他們覺得台灣的樂團進步神速。第一次的春天吶喊，簡直就是Nivarna 的祭典，那把讓Curt Cobain 自殺身亡的槍，好像就打在每個台灣玩搖滾樂的腦袋上一樣，幾乎每個團都有一兩首翻唱Nivarna 的歌，有個團根本就用 Nivarna 的歌名作團名(Never mind) ，從頭到尾全部唱他們的歌，唯一的本土口水歌，還是狗毛翻唱崔建的歌。第二次的叫春，本土腔調就多了一點，也有要寶團體郵差(POSTMAN) 翻唱濁水溪的歌，到了第三次，創作紛紛淹沒口水，你聽到的都是原創性頗高的生產了。這也是 Jimi 和Wade 持續搞叫春的重要原因之一。

Jaming Together

另外兩個 Dribdas 的團員在作什麼呢？貝斯手 Steven 和鼓手Dave雖然沒有直接介入叫春活動，但側面也幫了許多忙，必且提供了活動絕佳的靈感。八月份他們一起去了北京(透過小方的介紹)，到百花錄音室錄製了他們自己的第一張專輯。現在這兩位正忙著將 Dribdas 的專輯每張每張地手工打包，準備在今年的春天吶喊上出售。

他們四人在台中相遇前，沒有人會音樂。Wade 笑著說，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反而容易搞出自己的風格，如果你吉他太好，也許就容易陷入某種「經典致意」裡，走不出自己的味道。

相聚後，他們開始學習弄出點聲響，弄弄了就開始分工，Jimi 與Wade 都玩吉他，每一首歌都是 Jam(即興現場組合)出來的，他們因為沒有麥克風，所以開始時更本沒有vocal。他們常常在自己的公寓裡、東海的校園、死過人的古堡以及國際街上的pub 玩音樂。這也是Dribdas 的樂風為何有濃重的 jam 風格的原因：每一首歌都是隨意開始，在你不注意時就滑入正題，爵士的、搖滾的、迷幻的、繞舌的，你很難分辨其中的樂式基礎，像是混血般的凝結在自由的旋律中，然後看著你自己腳掌慢慢抖動，勾動你的情緒，然後在你還不自覺中隨意結束。他們不但是所有對搖滾樂有興趣的人的好典範(他們能，為何你不能？)也是本質上是爵士的樂手。從不會到會，從會到熟練，從熟練到對於音樂的熱情，從音樂的熱情到搞出春天的吶喊，其間沒有太多音樂理論，沒有吉他神苦學的傳奇故事，沒有商業的企圖，但卻成就了一樁另許多人都懷念，也可能是年輕生命中最值得慶賀的夏日時光。

See you on Spring Scream

這次在VIBE 看了他們的現場，vocal 變成音樂中主要的部分，沒有誰是主唱，他們四人的聲音就像連體嬰一樣分層疊和，綿密又充滿樂趣，從生活個個層面揭露下來的「普通話」都可以成為他們主要的歌詞。

這就是他們的故事，一群住在東海大學附近，在幼稚園教英文，沒事就全力全意的玩音樂，一起讓墾丁四度叫春的「美國台灣人」。第一次春天吶喊的實況錄音已經出爐，你如果到墾丁去，就可以買到，也可以看到他們四處跑來跑去，周遊在小攤販與濃厚的搖滾樂的表演之中。墾丁見了，我要趕去搭車，你呢？(刊於破報復刊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