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一篇「若即若離」裡，形容廖咸浩的文章「我們就確定看到廖咸浩在我們的遠望鏡裡，正熱切地使用他的遠望鏡在觀察著，或者也維持一種介乎學院的和波希米亞的神色，將他看到的片段點滴重組為具有敘事層次的線與面。」現在，這個文學上的廖咸浩現在必須面對他口中「文化研究兄弟們」的批判，學院裡的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要面對市議會質詢、與中央政府的意識形態的衝突，文學理論界的學者要面對台語文學、漢語通用拼音爭論更為政治化的論述環境。若即若離，或者「今天，沒有緣由突然感到孤獨」的莫名感傷，可能都要暫離這位新任局長一陣子了。

離林正修上任民政局局長時，對著台大城鄉所的師生拋下一句：「西出陽關無故人」，私底下與好友喝酒敘忠誠的畫面還不遠，離鄭村祺重回社會力的懷抱不久，又一位批判學界的人士入主馬英九陣營，而且是接下前局長龍應台這位媒體嬌子擺下「好成績」場景，壓力自然不小。當然，新任局長自小的願望是當躲避球校隊，壓根也沒有想到日後會有台北市市長親自拜訪，從漁村的小文學夢想家變成台灣最大城市的文化政策推動者，轉瞬間要承受將文化研究的批判力與觀察力轉化成政策執行能力的考驗。

土俗性格？

文學才子生長於萬里的漁村中，是一個粗糙實際壤土裡釀出的「小資產家」。在習與漁夫與礦工相處的日常生活環境裡有位前清舉人、飽讀經書熟捻佛學的爺爺，父親是校長，母親是老師，此種衝突的辯證關係形塑了他特殊人格，在「土俗」與「菁英貴族」中間採磨出他自嘲的「土俗性格」，以及日後他致力反思第三世界中現代性的種種。十二歲那年舉家遷往淡水，於北投中學畢業，然後建中台大以至於拿到史丹福大學的文學博士回國任教，其間靠著美聲主持過廣播節目，如今是文學與文學理論，反思現代性與文化研究雙棲的作家/學者，文學的夢想源於小四那年兒童節，看到一本《幼獅文藝》上的詩作，似懂非懂的他心中燃起文學的慾望。

台大外文系的學生描述他們的系主任，總說他是個事必親恭，問小事給結構的老師。一年為了幫朋友選課意外地旁聽了他「電影文化研究」一節課，教室滿滿的眼光全盯著這位台上風度翩翩的老師，口沫橫飛的講著人本主義（humanism）與馬克思主義的差別，他善用隱喻導引學生，並舉洋蔥為例，說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的本質就像洋蔥，一層層撥落後是空的，並沒有本質的存在，而人道主義者則不懷疑洋蔥就是洋蔥，本質上就存在如斯。我在令人落淚的洋蔥比喻中，理解這位學者的左派面貌。

另一個更讓人清晰的面貌，是我在訪問時所感受到他的努力（也許是我的問題所致）。一方面可能來自焦慮，同樣出身批判學界，如今當了官免不了要接受來自親密戰友的直接批判；一方面則要說明擔任局長絕非是個求來之官，允諾市長接任局長，是因為充分授權，而非政黨或者族群認同，且文化是一種日常生活，首重實踐。但卻不由自主深陷某些獨派將馬英九、龍應台、廖咸浩編織成一支統派文化傳統的假想路線中，而他的某些特色符合了這個惡意的想像，從之前的漢語/通用拼音，以及後來的台灣文學爭論等等，這都使得這位局長得步步為營。

文化政策是更激進的文化研究

第一次接觸到台北市政府的人員，是四年前撰寫「文化市政白皮書」，由於是撰寫者，其中所提諸多政策，如古蹟保存、駐市藝術家、國際化，台北成為繁體漢字首都等等政策都在龍應台局長任內開始推動，並且小有成績。現在，一報接一報，廖局長現在要執行龍局長的政策了，但他對文化局的工作與願景並不陌生。於是，我問廖局長，文化研究學者Tony Bonnet 說過：「應該將文化政策納入文化研究裡」，這句話的落到你身上的提問便是：文化政策與文化研究的關係是什麼？或者說，文化政策者如何參照文化研究之成果？同時，在台灣現階段國族認同分裂的特殊歷史脈絡下，文化很容易變成政治的產品，你又如何看待文化政策與文化呢？

他給了一個很長的答案。文化政策扮演了介入常民生活傳統（如果文化是一種日常生活的話）的重要角色，如關於社區/傳統文化的再創發（re-invented）。一方面來說，社區（傳統）文化的產業化，有助於地方發展，地方商業也確是文化（如迪化街），但這是一種「與狼共舞」的空中鋼索，如何讓避免地方特色變成品牌化、空洞化、商品化是要小心處理的，同時在這個「商品」銷售的過程中，不與禮俗切斷。社區居民對於地方傳統文化情感，無論你說是迷信還是土俗，都有一種情感上與情緒上的認同，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者多半有不可避免的菁英取向，談愉悅、雜化、越矩、消費，多半是一種策略上的應用來分析或解釋事情，要進到日常生活，則所提出的批判觀點要與居民的情感產生遭遇，交流，合理化其情感的理由。但最終的目的則是居民意識上的反省與文化研究者推想社區「文化氛圍」的自我反思，換個角度來說，文化政策是更激進的文化研究取向。他舉了北投溫泉協會與保安宮的例子，說明政策上應該讓社區的自我表達、有互動的自我發聲機會，並提供制度上的協助，如委員、專家學者與居民在共同基於社區關心的基礎上創發社區的例子。

更為重要的，西方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的現代性發展而來，難免有自己的困境與侷限，但我們如何處理傳統（或者一般人認為的土俗文化）文化，其實是如何看待一個第三世界的另類現代性之可能？在西方，對現代性的不滿意有左右之分，保守右派對於現代性的反動是源自於對於自身「純淨」文化被「雜化」之不滿，第三世界、非歐的文化元素一直侵蝕著白人乾淨的傳統，於是右派對於現代性的反省很容易就變成3 K黨的復辟；左派對於現代性則充滿猶豫，但是焦慮完全不同，從反殖民的角度來看，現代性變成了對其他國家/傳統文化殖民之歷史過程。然在第三世界裡，對於現代性的反思是很少的。在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就根深蒂固擁抱現代性，對其反思是很少的，也缺乏基礎。於是，在處理傳統文化時，文化政策更應回答我們的另類現代性在何處？

上任大事

問廖局長上任後最想做什麼事？他思考了一下，幾個回答或許可以勾勒未來台北文化的藍圖。

首先，是「漢字文化節」，這是從龍局長在任時進行的繁體中文首都計畫的延伸（這當然原來就是廖的構想）。台北是華人世界出版中心的領航者，可說是華人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門戶，反觀新加坡與香港很洋化，對屬於自有文化的東西掌握得很差；台北能超越其他城市，也是目前最主要的使用繁體中文的城市，這與傳統文化的勾連很深，在全球化語境下是一個獨特機會，能夠讓我們重現藝術、資訊、科學，重思現代性對傳統文化的可能。

其次，是提昇文化的競爭力。台灣原本的國際書展是很有希望的，但因為中央政策的不明，導致許多機會都喪失，並且迅速地讓中國大城市取得領先的位置，如出版、畫廊、古董、拍賣等等。除了上述產業外，台灣的電影、科技、唱片、服裝設計，其實我們都掌握了生產的know-how，並且具有一定的研發能力，只要跨過意識形態的門檻，在此關鍵時刻才能參與全球競爭。

第三，想要徹底瞭解社區文化的發展狀況，讓各種社區/地區的文史工作室建立一個資源互享平台，讓彼此的經驗可以分享與傳遞。

第四，台北的文化資訊應更迅速地與國際流通，讓華人世界變成一個巨大的文化鍵結與市場。如《台北快遞》很快就有英文版。

第五、古蹟歷史建物應更有計畫的來作。

第六、最重要的是，台北的歷史感要出來。台北曾有許多節慶活動，但能生根，並且改變地景與重創歷史感的活動卻不多。每一個節慶應該如搞運動一樣，在文化實踐上與歷史感接合。他舉了一個例子，如牯嶺街，這個原本的書市街廓應可以透過已有的曬書活動，鼓勵商家配合，製作各種文化地圖，讓活動變成文化地景復育的實踐。

當然，台北市文化政策還有許多爭議，如近來備受批評的公共空間私有化（如紅樓、光影之家、中正二分局、華山等），以及各種節慶似乎不如陳水扁時代的鬧熱，與民爭利的計畫（如文化快遞等），這些，都還有賴新任局長的智慧。（刊於破報復刊24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