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日兩種反戰正好拉出了台灣當前反對運動上的兩種特性。一種姑且稱之為行動主義者吧，他們組織、動員，讓公民不服從變成一種社會焦點，在特定的空間與時間阻礙「秩序」的進行，從而讓人反思「秩序」之自然化，並讓人民意見越過代議制的侷限直接衝撞/撕裂國家機器與民意間的裂縫。另外一種，姑且稱之為「安樂營裡的關懷主義」吧，這類人被道德召喚，希望以「和平」、「不違法」的行動來表達人民意見，不必直接地衝撞體制，不必阻礙交通，不必噴漆、不必妨礙社會安寧。

這兩個陣營，容易變成被媒體抓取成兩種對立形象：一種是暴民，一種是市民；一種老是街頭衝撞、阻礙交通、破壞環境；一種則是以和平感人手法動之以情，溫暖勸服；一種是中產階級社會的破壞者，一種是探測中產階級人道主義表現形式的底線。於是其中一種總是拿來評估另外一種的準則，四月十二日的TVBS的晚間新聞報導這樣說著：「相較於下午的暴力衝突，晚上的文藝晚會似乎真正能傳達和平反戰的意義。」

兩種反戰對於台灣島國的反戰運動都有其貢獻，特別在統獨意識形態的反美/親共的簡單邏輯下，兩者都可以召喚自己的民眾，改變國家機器的單方面定義。但相形之下，前者的主事者要冒著被罰鍰、定罪的危險，參與者要冒著與警察暴力衝撞的危險，整個事件要冒著被媒體扭曲的危險；而後者則可以較為安全的方式表態，讓參與者在安樂祥和的氣氛中沐浴道德分享正義。在媒體呈現與社會認知的圖像內，後者這樣中產階級最後良心的代表範式，會逐漸變成多數人習慣表達人道的模式，而擠壓了其他團體表達的正當性。於是乎，我們看到412之後的許多論點，BBS上的言論都開始讓解嚴前批評社會運動與黨外運動的藉口，如「破壞安寧，阻礙交通」死灰復燃，成為這次反戰社運的原罪。

林懷民於台灣文化反戰之夜上說：「我知道自己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不能阻止布希開戰。我也一直等著別人號召……」。晚會中並且請大家募款，不為兒童，而是為了晚會本身的開支。相較於勞權會的唐曙於建保雙漲時候因為鐵門彎曲被罰九千元，幾次遊行下來背負的刑責與罰鍰，而主辦單位沒有向參與遊行人數募捐，你會選擇以哪一個方式進行反戰？當載歌載舞的畫面對比於衝突暴力的畫面，除了質疑媒體外，我們是否可以想想我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人在晚間的TVBS看到一條跑馬燈寫著：「台灣文化反戰聯盟所辦的台灣反戰之夜與下午的衝突事件沒有關係。」媒體說了「實話」。但這個「實話」又是如何地不堪呢？

近一波台灣的反戰運動從二月十五日就開始了，那時候就有人「號召」了。如果我們不能期望台灣的文化界出個Michael Moore 或者 Rage Against Machine，那麼這些台灣安樂營裡的人道主義者是不是該想想，有什麼是與明星拍賣二手衣，慈善團體捐白米幫美國擦屁股不一樣的表達方式呢？

台灣有太多的人道主義者，太多安樂營裡的左派，卻太少冒險干預既定秩序的行動者。

(刊於破報復刊255期，後收錄於馮建三所編之《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語紀實》，台北：社會研究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