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早餐翻報紙時時，看到廖本煙等34立委，嫌財政部對建商彎的腰還不夠多，要延長土地增值稅減半達三年。你問我為何如此關心土地增值稅嗎？我找了以前寫的文章，先回顧一下這個歷史，當然，崔媽媽現在也的確變得有點不一樣了。

原刊登處：破報復刊44期 1999 1/22

當無殼蝸牛變成屋奴

老蕭這次心急推出的振興經濟方案，是不是總辭搞得他心神不寧而有的舉動不得人知，但知道的是，它確確實實喚醒了沈睡十年的無殼蝸牛。老頭們紛紛甦醒，曾是無殼蝸牛運動的帶頭者李幸長，競選立委失敗後開了「四海遊龍」鍋貼店，後來變成有十幾家連鎖店的老闆，願意傾其所有再搞一攤，在城鄉所忙著規劃案的博士班學生，現為崔媽媽理事長的林德福，以及當初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現任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以及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的曾旭正，三人讓失連的三個組織重新組合，透過十年來橫向聯繫社運團體，利用網際網絡 動員與媒體造勢，卯上了老蕭的1500億房貸基金。1500億的基金當然是「劫貧濟富」的政策，它讓惡質的建商得以苟活，讓有錢的人再度進場，讓原本會晚些進場的人提早變成屋奴贊助搶錢建商，逼退勞工住宅與國宅政策，最後讓那些這次趕不及進場的市民與中低收入戶永遠望屋興嘆。

歷史的嘲諷是，當初上街夜宿忠孝東路的中產階級們，因為十年來無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毫無「住宅政策」可言，紛紛自力救濟貸款買屋，成了屋奴的他們一方面忿忿覺得政策不公不義，但又擔心房價下跌，他們一生積蓄的房子價值可能比不上他們欠銀行的貸款額。這回的抗爭可比上回難。

回到89年夜宿忠孝東路

如果妳是南方電子報的訂閱者，或者常上網路surfing，或者在台北市要找尋租屋資訊的人，對這次運動的主要發起單位：崔媽媽，大概都不陌生。崔媽媽到底與無殼蝸牛有什麼關係？

從民國76年開始，台北的房地產一路狂飆直上，到了民國78年時，台北的房價翻高好幾番，有著暴利的建商因為政府賦予經濟繁榮的正當性反倒像是社會的功臣，然小市民的薪水卻連跟上物價上漲的速度都沒辦法。由一群老師們所點燃的火炬在一個暑假期間燃燒蔓延，終於在1989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在符合小中產階級嘉年華氣息下，轟轟烈烈舉行婚禮、霸地夜宿、歡樂遊街。整個社會似乎第一次驚覺：原來居住權是人權的一部份，而不是有錢沒錢，懶惰與否，後者天生好壞命的問題。

當時還是城鄉所博士班學生，前台北市都發局長張景森（在運動期間被同志們暱稱為“媽祖”）是無殼蝸牛聯盟中一位重要人物，秉怡自稱當時為是他的第一號書僮，那時還不會打字的張景森每次手寫了什麼新聞稿，或者腦筋出了什麼點子，秉怡就忙著去打字，傳真，有點向學徒般的跟在當時一些「大佬」的身邊。那時的秉怡還是城鄉所碩士班的學生，剛剛放棄了他原本興趣的空間文化形式的題目--十八王公廟，由於不擅，也不喜歡政策辯論與上街遊行，害羞但對人充滿興趣，願意鴨子划水的他被曾旭正拉到崔媽媽組織來幫忙。

崔媽媽服務中心、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崔媽媽的名字是偶然的產物，卻又符合運動的象徵。當時在 928現場參加百對佳偶婚禮的崔媽媽在夜宿過後不幸過世，當時無殼蝸牛聯盟正思考自身的社會位置。在張景森的藍圖中，為了清除社會大眾對於「搞運動的人」的負面看法─好像洪水猛獸，卻沒有建設性的服務，以及尋求對運動害怕的中產階級的認同，他畫出了一個運動結構圖。後來定名為崔媽媽（TMM ）服務中心（一方面紀念崔媽媽，一方面又符合雞婆的形象），以提供租屋資訊為主，藉由服務做為日後房租管制的動員準備，讓所服務的人群得以集結，作為運動的後備軍，無住屋者團結組織（ SNAIL）則是議題性的街頭運動主角，而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則是做為凝聚空間專業者、學生的團體，以作為無住運動政策的智囊團。

在運動結束後，三個姊妹開始分道揚鑣，崔媽媽服務中心開始了自己的生涯。由運動所累積的資源和義工們不斷流失，崔媽媽逐漸負債而開始思考一個民間組織的未來。有幾個人對於崔媽媽的發展十足關鍵，一位是民族所人類學副研究員的潘英海，他帶進建立組訓義工、及組織制度化運作的一套方法，讓崔媽媽變成一個組織義工與強調團體間學習的場所，當時的領導者鍾幼蘭（輔大大傳畢）與趙永恕（輔大應心畢）深受夏林清老師團體動力學的影響，90年他們離職後，秉怡決定進入崔媽媽委員會，同時拉進林德福作為委員與組織顧問，開始他的大家庭生活，從此，展開了與OURS不同的路線。

運動明星與苦力

正如我們所知的，即便是社會運動，領導者在被可見後都成為體制的候選人，狹其社運的民意基礎與聲譽成為被體制邀請做為緩衝社會衝突，或者提供創意的人選。先是張景森，後是林正修。明亮的舞台下，總有辛苦的黑手，這些基底才是社會運動能否動搖霸權的掘墓者，當然作「苦力」的人通常無法浮上台面。但是歷史卻自有調侃，當初無殼蝸牛運動的好手張景森在面對違建時（十四、十五號公園）自毀博士論文的信誓，而秉怡卻成為此次運動的「主推者」，他也許仍然不是決定策略的人，卻是讓這場戰爭打得有聲有色的重要人物。

崔媽媽其實進行了幾次的質變才有今天奮勇跨出的成績，在89年無殼蝸牛運動後，當初的目的是透過服務來建立自己的社會聲譽，一方面組織與學習仲介技術，所以義工們大多有著「保守」的傾向。在1991年三、四月間，崔媽媽由於入不敷出，開始對找尋租屋的人士收費，正式變成一個交換租屋資訊而「自謀生活」的團體，也由於此，崔媽媽總被認為是一個較便宜的租屋仲介公司，但也正是因為這樣，在崔媽媽自給自足後不必像OURS到處籌募資金，才能夠在這次的運動中展現組織的力量。

在94年六月時，當秉怡退伍後再度回到崔媽媽這個大家庭，也大概是這個時候崔媽媽開始有餘裕讓秉怡開始從事社區工作，也就是現在在南方電子報上看見的溫州家園通訊，以及大學社區的各式活動，也就是這個時候，秉怡與南方電子報的陳豐偉合作，讓崔媽媽的通訊透過南方電子報的系統發散，同時他組織了一些相關社團，讓南方電子報的資訊看板變成各社會團體的資訊網絡（這裡面也包含了破週報提供的藝文與進步份子活動訊息）。在98年年初，秉怡開始進行組織內部的團體學習，也與秘書處同仁取得共識，要將崔媽媽每年部份的盈餘提撥為「社會改造與住宅政策基金」（並於98年底的崔媽媽理監事會中無異議通過），開始讓組織邁向另一階段，成員也多了陳嬿靜與王臨風，
比先前的工作人員多一點「衝力」，這次的運動正是他與同志們的首次月考。

從碩論的指導老師謝國雄那裡得到紮實嚴謹的質化研究方法讓他受益非淺；而謝老師充滿著自省的身教更成為秉怡效法的榜樣（也因為此，與他原本的指導老師夏鑄九期待的方向不同），這個衝突當然不僅是八卦而已。秉怡改了題目的碩論是針對無殼蝸牛運動，按照老夏的要求總是要寫些運動的脈絡以社會意涵等等，然秉怡的興趣始終在組織人上頭。換句話說，一個團體內部的成員如何互相學習、集體決策、組織分工以持續成長才是秉怡（也同時謝國雄老師）所關心的議題，拉開一些距離看來，也許秉怡倒比較像老夏妹妹夏林清的學生。從潘英海先生，到鍾幼蘭、趙永恕，一直到秉怡，崔媽媽始終是個成長團體，在每個議題與工作中幫助成員本身成長、轉型與學習，不像OURS一樣到處打游擊戰，也使得崔媽媽與其她的社運團體大不相同，掌握資源後反而變得比較有反省力，也許崔媽媽不是個「社會運動」團體，卻是願意投入社會改革的工作者，也是最強而有力的一支隊伍。

轉向社區和政策

從提供服務，獲取城市中產階級的認同，轉而關注政策、組織市民，上街演行動劇當然有一些原因，秉怡自承受到了一些衝擊。第一個來自全景，特別是全景的黃淑梅小姐，當淑梅為崔媽媽進行的大學社區工作拍攝完成一部紀錄片後，在一次機會裡，淑梅拉著秉怡說：「為什麼崔媽媽這麼辛苦的推動大學社區的社區工作，結果在拍攝過程中，社區居民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崔媽媽的社區工作？…你們應該不僅限於辦熱鬧的社區活動，而應深入社區居民的人心改造工作…」，「…你們應該更積極的回到本行，作為一個無殼蝸牛運動的嫡長子，為何麼這幾年累積不少資源，那麼多的房客群眾基礎、而你們卻又放著不用？…你們應該花更多時間注意和推動住宅改造，…」，這些話讓秉怡銘記在
心。同樣類似的建言在OURs與全景合辦的「拜訪社區」紀錄片放映時，OURs陳歆怡又重新提醒。

另外一次的刺激則是他看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第一次在市議會前看了首映時，片中一段老先生在拆遷過程求助無門時，只拿到崔媽媽的電話，卻又不知道在哪裡，沒有錢可以租房時，讓秉怡感到慚愧。雖然當時秉怡總在十四、十五號公園反拆遷運動時不時露臉，但總是選擇了組織本位而沒有投入（當然也放不下手上的工作，也不好意思增加伙伴們的工作量），在第二次基河國宅再度放映時，秉怡幾乎不敢看那段。作為一個關心台北市房價、租屋資訊，而最終目的則是成為租屋管制的法令推動者，竟然對違建（這當然是台北住宅問題的一面照妖鏡）問題無能至喙。

從此之後，他對於崔媽媽以及自己的反省，讓他開始另一段「內在革命」的運動化過程。去年年初的崔媽媽秘書處內部的團體學習與思想改造是第一步，而今天踏上街頭，上網路發文、連署、準備街頭遊行、聯絡媒體，對於崔媽媽和他自己而言，都是嶄新的一步。先前辦活動聯絡媒體的愚得與長期網站經營經驗，讓秉怡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讓媒體與市民注意到老蕭政策的缺失，同時透過與OURS的合作，也捲進了更多的社運團體，老蝸牛李幸長與林德福，還有OURS的曾旭正、劉漢卿、楊友仁每夜開會到凌晨，為這場難打的仗一點一點磨出火光。

未來的崔媽媽當然不願只作收費比較便宜的仲介公司，今年五月份租屋資訊的網站即將開始，秉怡將進一步將結合南方電子報的經驗擴大崔媽媽對服務對象的掌握，同時讓崔媽媽這個大家庭的義工與組織經驗可以傳承，最後當然要完成社會改造與住宅政策的終極目標。

「也許我自身的感受不夠深，因為我自己不是無殼蝸牛，或許我對政策沒有興趣，十年來政府的政策一成不變我卻沒有特別的行動。從城鄉所到無住屋運動，在衝擊下學習，經過崔媽媽幾次質變，身邊朋友的批評，如OURS陳歆怡、林正修與全景黃淑梅的建議，「我們家在康樂里」的紀錄片裡，我反省到了很多。也許崔媽媽的社團性比運動性來的強，但我最終希望讓崔媽媽變成社會改革力量的一支，只要能讓社會變好的都會願意投入。我們現在也比較有資源了，可以開始開除一些惡質房東，讓他的房子不再出現在崔媽媽的房東資料庫裡。」為了進修充電，這一年已轉成崔媽媽的兼職人員，而不時到外界「晃晃」的呂秉怡說。

「其實在十四、十五號公園事件發生時，原本我擔心我如果投入會增加伙伴阿芳的工作量，後來阿芳才告訴我，其實她很希望我可以去。」他又說。可見，從無住屋運動已降的「餘孽」和熱情其實沒有消失，只是他們都被服務對象給綁住了而已。

妳還沒打電話給崔媽媽嗎？

也許妳曾是崔媽媽服務過的台北無殼蝸牛族，或者遠地求學的學生，或許你曾是在崔媽媽刊過租屋資訊的房東，但是，妳連署了這次曾經帶給妳便利的團體所發起的連署嗎？

妳曾想過台北的房租與房價為何如此之高，房東們所繳的稅金每年卻只有幾千塊，卻從我們身上每年拿走十幾萬的租金？我們地價稅只有美國的十五分之一（美國一般地價稅在1％到3％間，而台灣卻只有0.16％），但買一棟房子卻要歐美各國的兩、三倍時間（按統計來說，歐美家庭買棟自己的房子約需要家庭年收入的七倍，在台灣卻要15-20倍）？政府不但不抑制地價，不但不檢討現有的國宅政策（國宅等待戶好像抽獎一樣），反而用全民的稅金贊助建商，繼續保持高房價，利用台灣人民的勤勞與吃苦耐勞躲避維持一個政權基本的正當性：提供足夠的住宅（而不是房宅），堂皇稱之這樣才可讓台灣經濟不至垮台，但專家學者皆表示這只不過延緩死刑，而不是解決問題，況且，建商貸款與金融體制間的程度還沒有一位專家說得準。

如果妳現在還沒打電話給崔媽媽，你錯失的不但是認識他們的機會，還可能賠上未來二十年的薪水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