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香港公共電視的記者突然打電話問我，台灣有沒有關於「去中國化」的藝術家，或是「去中國化的藝術論述」，我沈默了許久，說去中國發展的藝術策展人不少。

朋友每年選舉的時候總要來台灣一晃，從97年我開始搞十四、五號公園運動開始，他們每逢選舉時總是不忘打個電話給我。朋友看到台灣的搖滾樂團拿著政府的錢在總統府前面樂與怒，問：「台灣現在有沒有批評政府/民進黨的搖滾樂團？」我又沈默了。當無政府樂團高喊建國萬歲，說無政府樂隊與無政府主義沒有關係，我又能多說麼。當搖滾樂團認為建國認同比起其它社會議題都來的重要時候，我又能多說什麼。朋友一直問，我一直搖頭。我們有The Wall,還需要什麼批判意識。

朋友又說，他訪問過王明輝，白先勇，他們都表達了對民進黨政府強烈的意見，我說，可想而知。他繼而問我，那你可以介紹批評政府的搖滾樂團或者藝術家嗎？我說你試試黑手那卡西，或者解散後的交工吧，給了他侯孝賢私人助理的電話，找詩人詹澈。他問我要不要表示意見，我說，我是無名小卒，而且我不認識藝術家，也愈來愈不理解我認識十年之久的地下/搖滾樂團。

今天去了寶藏岩參加活動，遇到goya，真意外。與許久不見的姚瑞中，ㄠ他一本新書《台灣廢墟迷走》。

朋友送了我一個短文，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