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六日凌晨兩點，我到了中正紀念堂，馬路上飄來熟悉的香腸味。廣場上分成一組組討論人群。帳棚幽微，我看不清楚有多少人在裡頭裹著睡袋窩著，帳棚外有些維持秩序的朋友體貼地提醒周圍人群說：「噓，小聲點」。現在沒有白天時的衝撞，沒有媒體，沒有聲援說要一同靜坐然後很快消失的大學教授們，所有的扣應節目都結束了，SNG車與採訪車停在一旁，隔壁就是流動廁所與警車。帳棚前微弱燭火，帳棚裡一位坐在寫著「people's power」鋪地長型布條前的女學生，發怔著。夜頂個滿月，墾丁的狂歡搖滾才剛結束，搖頭與丸與妹，或者抱著濁水溪公社又表演摔壞BASS碎片的年輕人，才剛從南方海灘散去。

我一位長輩朋友，與靜坐絕食的學生發言人在大中至正門後的柱角討論著，從菲律賓的政權轉變談到法國1968年的學生運動，其中參雜著期中考的擔憂以及哪時候結束的難題。我聽到政黨政治不同於民主政治，聽到如何避免為國民黨四月十日的活動作駕卻又擔心其訴求無效，聽到如何喚醒，教育台灣民主的話語，以及攻佔媒體版面的思量。

一旁隨著奶奶前來的小朋友玩著舞會的螢光項鍊，媽媽出車禍不在，而他每天隨奶奶來一次。他可以認出許多記者並高興的指認著。奶奶也要他輕聲些說話，不要吵到學生休息。

我在廣場晃著，在不同人群中走動。一位坐在腳踏車上操著福佬話的婦女，她向聽眾說著，「不公布真相，我們有六百萬人，大家都拒繳稅，讓他們養我們就好了。每天打電話到總統府，問他們吃飽了沒？說我們肚子也很餓，想要吃水餃。看他們要怎麼辦？」。距離不到兩公尺另一人群中，一個操著北京話的男子向大家說：「我覺得最想知道真相的就是呂秀蓮，第二顆子彈如果不是陳水扁擋了一下，那子彈根本就是朝著呂秀蓮去。」。另一群長輩用登山常用的液態瓦斯爐煮著熱茶，邀著那些排班還是聲援靜坐的計程車司機一同飲茶；一名拿著像機的年輕人向腳踏車上插了兩枝國旗，正準備與人廝殺象棋的老先生說：「我可不可以拍你？」

在帳棚旁，有點想不起我十四年前於此地的光景，約莫有個「學生萬歲」之類的口號，我也想不起1997年曇花一現的管芒花學運，或者1999年「九零年野百合學運全球連署聲明」要求李登輝實踐解除國民大會的承諾。突然間廣場中央傳來笛聲，響著：「We shall overcome」的旋律。

我開玩笑的對那位長輩朋友說：人民才有真智慧啊！

克羅奇(Benedetto Croce)這老頭總愛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挪用地來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權者在現下鬥爭的百寶書，你不難找到對己有利，對他者有害的利器。搖滾世代的人要我們不要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將青春等同理想與純真，可我也很難找到像Billy Bragger 或者Phil Ochs的六七年級生。於是，這一方，頂著歷史餽贈的禮物，展現倖勝者的傲慢，另一方，背負歷史包袱裹足不前。這一方，視民眾為蕪草任意宰割，另一方，將學生拱為珍品，不敢傷及皮毛。這一方，將野百合權杖拿在手上指責別人欺世盜名，另一方，享受特殊待遇卻不知何謂。

我們有著過多的期待，並且總是賦予資產階級接班人無限的榮耀。學運天梯頭班車運送著政客與教授，後班與落班者沾點餘澤也可飽滿自足，待價而沽。勞動者則要擔心田裡的一斤不到台幣兩元的高麗菜，上街被打。八個餓肚子的學生贏過前夜眾多受傷民眾的血。

一位穿著藍衫掌著長旗的人經過我面前，背後繡上了：「天降四月雪，人間必有愛」。四六事件距今五十五年，六四運動距今十五年，現在所有人都換了角色，得來不易的民主成了機會主義者的撲克牌。

我哆嗦著，想找點新鮮熱食。今年四月果真下了雪，2004年的四月六日才要開始，自行車雙載三載都無妨，走路齊靠右，警察再也不會抓學生了。當初的學運份子與現下的知識份子可溫著身，不覺冷嗎？（刊於破報復刊號304期編輯室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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