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作者：張鐵志
出版：商周

用剛好相反的標題作為評介，可以說明本文的主旨。「世界可能改變搖滾樂嗎？」拿掉刮號裡的問號幾乎是公設，什麼東西可以避免世界的影響？又有何文化與藝術形態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

加了問號的標題首先是個質疑，在作者展示的各種搖滾樂力量與社會運作模式後，我們仍有點憂慮，不把社會變動視為核心而將音樂人的天賦、勇氣、誠實與正義變成驅動力量，是高估了流行音樂的社會功能而低估了社會政治意識鑲嵌其中的作用，這還是某種優美化的作者論，何東洪的導論〈憤怒之聲 Louder than Bombs?〉是篇對於此論點非常精彩的對詰。其次，加了問號的標題也是種鼓勵，在台灣中文環境裡，有本以新聞剪輯與清楚的政治行動為分析的書，在滿滿型錄雜誌與團購社群的環境中開疆闢土，真是令人值得慶幸與閱讀。順著作者的時間結構，我願意提出三個「刻意」對反的觀點，作為開啟此一論述的空間與想像。

首先，關於六零年代做為搖滾革命的原鄉，也許較有意義的政治閱讀是Jameson, Fredric，於《六十年代》一書中所寫的，簡短對於理解六零年代政治局勢與文化形構的短文〈六零年代斷代〉（Periodizing 60s）。歐美六零年代的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必得放在六零年代全球的解殖過程中理解方能得其真昧。以歐美為中心的帝國主義紛紛被迫放棄於非洲、亞洲的殖民地的同時，歐洲與美國的學生運動，甚至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才有機會反省國內霸權的操作，越戰只是美國的學生運動的小開關而已。當時由社會力量掀開之平權主張、新聞自由、反種族歧視、性別平等、反階層化等主張，成為進步知識份子理解世界與自身關係的養分，從而讓反文化（counter-culture）得以找到與主流文化秀異的角色。繼承了二零年代的激進女性的藍調，三零年代的黑人爵士，四五零年代的亞買加與中南美洲的音樂陶冶，二次世界大戰口袋略有閒錢的嬰兒潮世代，在音樂文化的表現上成為歷史上第一次有機會正當「雜種化」過程，吸收非洲、亞洲、中南美洲的音樂風格，變成塗抹基進意識（那些平權、反戰、新聞自由、平等、愛所製作的果醬）的另類風味。整個西方六零年代的音樂，我們或可大膽的說，是第一世界的青年們做為帝國子弟第一次享受解殖過程的好處。整個六零年代的文化氛圍，似乎是在說：「忘掉以前那些血淚吧，我們正在努力爭取新世界哩！」這也是為何，六零年代音樂，的確動人，但卻無法突破之後整個冷戰結構與新保守主義在往後七零年代所建立的圍牆。

第二，關於七零年代，整個龐克文化所展現的除了作者多次提及「底層青年的憤怒吶喊外」，也許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青年人DIY工業」之浮現。在柴契爾─雷根之新保守主義確定的個人（individual）作為成敗唯一責任，大幅縮減社會福利與失業救濟，廢除國家左手功能後，龐克文化成為年輕人手工業的唯一出路，從髮型設計、服裝、刺青、二手買賣，吉他彩繪，音響器材，PA，藝術表演掮客等等工作，在蕭條的英國讓年輕人找到自己的路子，龐克文化如作此解，是年輕人的自救方案，是新保守主義下的殘活經濟體，不僅是三個合弦抗議Pink Floyd 與Beatles等昂貴大型演唱會與趨於保守與商業的流行音樂體系而已，而是政治化與音樂化自己的生存。這也是著名的女性文化研究學者McRobbie, Angela於1991一篇〈 Second-Hand Dresses and the Role of the Ragmarket. Zoot Suits and Second-Hand Dresses: An Anthology of Fashion and Music.〉經驗研究所提及的關切。同樣的，九零年代後某些激進搖滾樂關注反全球化，fair trade，或者第三世界的外債，如非那場1995年於西雅圖發生的反全球化社運嘉宴，如非全球IMC所激起的媒體抗爭與展現的力量，或者，不是由第三世界與少數第一世界進步知識份子所揭竿起義的反對聲浪，無論是U2或者Radiohead, 還是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連用音樂敲邊鼓的機會都沒有。

最後，關注於西方世界的聲音與憤怒，總讓我們理解搖滾樂改變世界的角度有所欠缺，作者應該更有機會從第三世界的角度，或者起碼從台灣的角度來寫成不同的故事。在此地，也許我們要問的是，除了羅大佑，王明輝，以及剛出道時的朱約信，現在的黑手那卡西，解散的交工，我們憤怒的聲音在哪裡？

民進黨政府選舉時高喊love and peace，外交部發言人與立委卻胡話連篇。從去年三月美伊戰爭開始，反戰運動總是孤單著，Raidohead的專輯在台灣賣的不錯，可是參加反戰的人卻沒有因此而變多，REM新精選集也賣的不錯，我們還是沒有因為那首〈The Final Straw〉而上街頭反戰，台灣搖滾樂團嚴重缺席，不聞聲響，雖然我們的〈春天的吶喊〉依舊，〈Say yes to Taiwan〉演唱會越來越盛大，〈海洋音樂祭〉選拔會愈來愈多人參加。

我想起作者所提及的那場95年「轟炸台北─青年文化藝術季」，這是台灣第一場卡車搖滾與電音秀，我找來的那時候還是「觀子音樂坑」後來成為交工的林生祥他們，還有「瓢蟲」以及一大堆那時僅憑錄音帶就決定邀請的地下樂團， DJ＠llen也被我拉進來在大安森林公園秀了第一場。那時許信良與學生們在馬路上打網球，還是大學生的朋友卡爾馬克思挺著一頭捲密長髮跟在卡車前後瘋狂的搖擺，而這個搖擺的姿勢持續至今，只是前方不再是代表理想改革進步候選人或是free party的地下DJ，而是國際知名DJ；那時我們還深信著聲音與憤怒，搖滾與反叛/革命有著極大的關連，現在卻全失了套，有更多的人，兩百萬，三百萬在哨子聲中狂呼，但我聽不清楚內容，有更多的樂團堂而皇之在總統府前高唱，跳舞，買單的是政府。〈無政府樂團〉與無政府主義毫無關係，〈濁水溪〉可以台上摔吉他，一摔十年。

95年，我還在TNT（寶島新聲）主持音樂節目《音樂靠邊站》，是TNT除了一個政論性節目外收聽率最高的節目，面對計程車司機、福佬人，民進黨基本教義派群眾，用北京話普通話，從六零年代的學生運動開始，一路介紹到九零年代的電音發展，講的就是音樂與社會運動。在國民黨政府要來抄台時，一起抗議，在指揮車上與警察的水柱遊戲。之後，Freddy在轉過兩三手後 接過主持棒，開始他的搖滾節目，有個Say Yes的演唱，他們與金美齡與獨派大老一同站台，破報罵翻了，他們說，破報是統派，在台上將破報與五星旗一起燒了。

許信良最後沒有付我錢，所以我欠了這些地下樂團一屁股債，日後每次見面我就尷尬一次。當初為許信良競選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的大將郭正亮，在許信良垮台後一聲不響地變成陳水扁的人，這債，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這世界，聲音依舊大的很，可是憤怒呢？

世界可能改變搖滾樂嗎？答案似乎很肯定，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這端視我們的實踐，而且，願意將我們自身對於流行音樂/搖滾樂的閱聽經驗視為政治性的。

（刊於破報復刊3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