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1994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她僅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花非常多時間聆聽，然後發問。我忘了期末有沒有交報告。（按照我的惡行，非常可能沒交。）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變成專版中心主任。1995年，我們隨即向Lucie提出了要獨立出刊的計畫（而我們腦中，只有Utne Reader，Monther Jones，Z Magazine少數範本，以及 Hunter S. Thompson所創Gonzo的新聞寫作風格）。Lucie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與沒有計畫，在9月3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與實際銷量不成比例的聲譽。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如「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反反毒」、「愛滋紀念被單」、「亞洲人民戲劇工作坊」、「台灣的電音教父」等等。那時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Lucie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我們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總編擁有否決權以確保出刊以及應擔負的政治風險，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辦公室所有開口向上的容器都滿滿是煙蒂。當時《立報》的社經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1997年，Lucie創立社發所，而我投入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反拆遷運動。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連連虧損，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汪洋裡沒有社會主義的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將所有人全部辭退，願意留社的同仁重新聘回，年資歸零，納入正常的勞健保制度內。這次事件，讓報社與Lucei及所有同仁都受到重創。同仁開始被編入「走資派」與「勞工正義連線」，批評Lucie與我「言左行右」大有人在。在這過程中，我與小蔡，Lucie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與學校爭取同仁應有的權利。Lucei那陣子難得笑得不那麼燦爛，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她總是笑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我當時認為，只要活動資訊有價值，被人認同與拿取，那前面批判的報導與專題就能影響讀者，另類媒體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Lucie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1998年三月，《破報》發行復刊一號，一開始只有我和一位記者，一個編輯，一個發行，我一週內要用不同筆名寫出上萬的文字。在一年內，《破報》人員增至十位，從發行三千份直至八萬份，從十幾個取閱點到二百多個點並進入各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園。慢慢的，《破報》終於打破台灣傳統報業與台灣社會的箝制，有了點知名度。學校的預算逐年減少，破報自負盈虧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我始終，沒有達成Lucie的期望，Lucie總希望《破報》可以獨立，甚而可以養活《立報》。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眾輿論或者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考慮權力效益與捷徑使得知識分子自我去勢，想在大媒體發表影響人的看法成為主流，鮮少人願意走歧徑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類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以及宣稱大於實質粗糙的勞資之分。

Lucie在美國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周恩來曾經對Lucie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難道不是另類的新聞典範嗎？

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關心的，不是培力（empower）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Lucie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的總總影響著我。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Lucie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Lucie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從兩年半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Lucie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代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代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這種看法，始終沒變。

Lucie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上週六，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Lucie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

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Lucie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