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期間，媒體以及市民以各式委婉的說法來重複說著：「亞維儂行，台北（台灣）為何不行？」的話語。換言之，亞維儂熱以另一種姿態逼得我們去省思自己城市的可能性，台北市的限制在這段時間內也一一被指出：例如表演團體的缺乏、表演空間不夠、國際化程度與基礎設施不足等等。然而除了文建會官員與台北駐巴黎文化中心工作人員辛勞後應得的獎賞外，我們是否有另外一種可能討論「台北藝術節」的方式？或者說，構想一個城市競爭的另類策略？區域合作與有價歷史

亞維儂是法國中南部普羅旺斯省的一個小城，屬內地城市，繞內城一圈步行約一小時，算得上是著名觀光地點的可能只有教皇宮（米其林手冊上的評介也不過是三顆星），出了亞維儂城牆外後，便是農田遍野了，比起南方一點的馬賽、尼斯，或者稍北的南特等，幾乎沒有與其競爭的條件。這樣的一個小城，為何生出了一個足與愛丁堡藝術節相提並論的嘉年華會，甚至被選為歐洲「西元2000年的文化城」之一？難道只是維拉創意的偶然結果，抑或一如媒體所言的：歐洲人的消費藝術的習慣？還是他們善用了歷史，而且結合了區域性資源？

你也可以說，亞維儂保存並延續了維拉的創意，古蹟的和構想上的創意。維拉拒絕了藝術節開始的前十七年，同一齣戲，同一個地點（教皇宮中庭），同一個導演傳統，只是因為他覺得教皇宮中庭的太大，他大概意想不到自己開啟了50年後，上百場選秀會（showcase）的勝景。這個勝景在亞維儂各地開展，從教皇宮中庭出走到內城中所有的古蹟，學校、劇院、廣場、教堂、倉庫、花園、一直到私人住宅，甚或耗資百萬法郎開發了石礦區表演場，然後撲回內城街道，讓十餘萬遊客與百場表演在一個月內遭逢，讓所有的遊客與表演者非得在街頭相遇，即使妳有心避開任何表演的話（正這是OFF總監所說的深遠含意）。用台灣流行的話來說，便是古蹟活化，用經濟學的術語而言，則是創造古蹟的交換性價值，而且這個交換性價值，是中央政府為了平衡區域發展，和地方政府思考自身出路的孩子。

法國中央政府為了均衡區域發展，一方面要創立巴黎之外的藝術重鎮（一如坎城影展的策略），二來要輔助這個中南部小城以其特色發展出足以競爭的發展。自1980年來，亞維儂藝術界成為非營利事業組織，協會委員包含了公立的贊助單位、與藝術節有合作關係的文化機構等人士。中央政府贊助藝術節（總經費約為二億兩千萬台幣）約百分之65%的經費，其餘來自區域政府、省政府以及市政府的補助。近來，中央政府的補助在亞維儂具有知名度之後，逐漸降至15%，而由企業界贊助和社區義工、基金會接手。同時，亞維儂藝術節的策略並不是一個「國際」的觀光節，至少不算是一個友善的國際觀光節（除了一本節目單有英文簡介外，所有的傳單、OFF手冊、表演字幕、說明、現場購票方法等等皆是法文，儘管這是主題是亞洲），而是一個法國的國民旅遊促銷方案。換句話說，結合了巴黎人夏天到蔚藍海岸與普羅旺斯區避暑的習慣，以藝術節的形式來吸引觀光客。這也是亞維儂藝術節可以成功的重要一環，當然犧牲的就是不懂法文的國際朝聖者了。

IN/OFF

要當地社區認同一個招待觀光客的家園，並不能只是利益，還得包含一點自我榮光的味道，當然前者是後者組成的一大部份。亞維儂藝術界的節目遴選是「主席制」的，雖然委員們可以提供意見，但是最後的決定權仍在藝術總監手裡。1947年一群藝評家、收藏家與詩人所策畫的現代畫展偶然地在教皇宮中庭展出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這個城市不過像是一座「未開發」之城，每年享受一次導演的新奇嘗試，後來因為邀請當時在巴黎因執導「教堂內的謀殺」而聲名大噪的維拉到亞維儂做演出之後，維拉改變了這個城市對自身的期待。從1964年開始，維拉讓藝術節的門戶大開，並且能夠以他為中心開始拉出一條長紅線，將單場的戲劇表演，變成了綜合了舞蹈、音樂的節慶，例如1966年莫理斯貝嘉發表的「二十世紀的芭蕾」使的亞維儂變成法國最早的舞蹈節之一，這些轉變使得亞維儂開始引人注目，成為法國中南部夏日的的旅遊勝地之一，讓這做荒漠內城逐漸轉為耀眼之星，除了讓亞維儂的居民脫離經濟發展的困境外，也得到自信與認同自身的城市。

對於亞維儂藝術節國民旅遊的成分，巴文中心的夏荷先生說的很清楚：「來亞維儂的觀光客大概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知識上的左派，愛看些劇現代意識、批判性的的劇碼，例如女生在一堆男人脫光衣服，或者嘲諷古典劇碼中的繁文縟節；另一種則家庭觀光客，純粹就是喜歡藝術，愛靠老少咸宜的戲劇。」當然，用這樣的說明來區分IN/OFF未免過於粗糙，但是卻絕對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喉王比欲望城國來的賣座和受歡迎，而OFF對年輕人的吸引遠比IN大的原因。

相對於IN而言，OFF（Avignon-Public-Off，未邀請節目）是年輕人，無論是歷史和活力。在IN表演的幾個正式、設備較佳的場所之外，在城內外近百個妳可以想到的表演場所，從正什到深夜，都由這個非官方組織霸佔。妳可以看到馬戲與小丑劇將其自身的表演晉身藝術的嘗試、法國典型的偶劇、非洲裔法人的獨幕劇講述自身的歷史、將蘇洛搬到現代國家嘲諷民主制度的現代古裝戲、日裔的獨舞、亞裔的胡琴、學生古典劇碼的習作表演等等。而這些團體的沿街宣傳更帶給這個城市無限的驚奇，就在你咖啡座的旁邊，妳隨時可以看到古堡裡的王子與公主坐著馬車出現，或者小丑在你身後騎著奇形異狀的腳踏車，還是兩個俠客穿過表演魔術的流浪藝人持劍互砍，一路追逐而去。相對於OFF，當然還有OFF之外的 OFF，連門票都不必，只要妳出來曬太陽就可以看到的街頭表演。這些城市的景致與場場客滿的表演廳交織成亞維儂獨特的趣味。正如法國左派報紙「解放報」（Liberation）所批評本屆藝術節節目規畫沒有明顯主題，一堆莎士比亞加上東方節目、政治戲、馬戲等––：「如果只是雜燴式的拼盤，藝術節的策畫單位可以取消，統統讓給OFF演出即可。」

以節慶去構想一個城市

台灣並不乏節慶，只是我們不曾以節慶去構想一個城市。或者，總是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危機中，大談亞太營運，或者發展金融科技等等的康莊「老」道。以台北為例，台北藝術節才剛結束，除了冒出台北文化基金會的定位與花費鉅資外，鮮少有進一步的討論，也不曾獲得國際媒體的青睞。現在紀錄片雙年展和台北電影節又要雙雙開幕了，除了可以讓台北人有更多的選擇之外，從亞維儂的例子來看，我們就得試問：這些表演帶動了什麼？增加或改進了基礎設施與演出場地嗎？市民增加了看待藝術的方法嗎？抑或，這個城市變得更有趣嗎？然而，這些活動（特別是由台北文化基金會所舉辦的）的策略性目標都在累積市政府的聲譽，但重要的是，藉著這些活動，社區、NGO、藝術團體有被賦予力量（empower）嗎？亞維儂藝術季修建了城內上百個古蹟與廢棄的歷史建物，帶進了城市無數的觀光收益，使居民的社區認同更強、義工組織活絡，讓藝術節物質性地留在城市，而我們的藝術節呢？

討論古蹟活化或是廢棄建築重新利用的議題在台北不算新鮮，新鮮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新鮮的作法。有些地點逐漸露出曙光，例如中山二分局、紅樓戲院、中華舞蹈社等等等，但有更多卻沒有下文，例如中山國中、華山特區、紫藤盧、板橋酒廠、迪化街等等。我們只有號稱藏有藝術家的藝術村，還有狂風掃過的藝術節，但卻不容易留下什麼？也許在討論台灣團隊出征亞維儂是否成功、是否增進藝術交流之外，另一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以節慶去構想一個城市，而不是以政治目的去產生一個藝術節，可以讓藝術季的有所累積嗎？如果台灣設想自己在全球競爭下地方城市的發展策略，我們是否能有藝術之城而非工業之城呢？(刊於破報復刊21期，以殷訥夏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