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rief history of Spring Scream

1995 春天吶喊：瞭望原鄉的一種姿態

總被口水歌淹沒的情景一直令人難忘，被Nirvana包圍，被崔健包圍，被金屬聲與grunge包圍，被更多的陌生、響往、學習、模仿、DIY包圍著。同樣也驚奇於原來三天的生活（樂團與參加者）會讓人在離去時落淚，或者從陌生變成擁抱的好朋友。那時的蘿蔔腿（Dribdas）還很嫩，認識他們是從河堤破爛節開始，四個完全不懂音樂、沒有玩團經驗的人就湊在一起，想到墾丁辦個樂團聯誼會，搞著搞著「春天吶喊」就被搞大了。那時充滿著各種DIY的氛圍，團不好就在底下自己玩，自己不好玩就去參加別人的。沒有人認識台上的團，所以每個團上去，都會有一塊彩布上畫著他們的名字，而同樣的義工們也在吧台後面準備樂團的食物、場地的布置，和有的沒的，心血來潮的東西，油彩常混進食物裡。我還記得當Foreigner在台上唱著翻唱歌時，一群人聚在吧台打鼓，隨後眾人便將身邊所有能夠發出聲音的東西都拿來敲打，碗盤、筷子、瓶子、男人的大腿、女人的屁股、地板、牆壁全部加入演奏，足足敲了兩小時之久。白天有藝術表演、有彩畫、有舞者在陽光下秀著美妙的肢體。那時大家都會說：「這真像胡士托克(Woodstock）啊，我們終於有自己的青年嘉年華了」。

Jimi在早晨拿著吉他在帳棚前談著，一邊笑著說：「我不會彈別人的歌」。Nicole在舞台下發歌詞，不斷告訴我們她是地球人，女孩子的比基尼不是男人眼光的專利。老外在舞台下哈著「廢五金」的小壁和「瓢蟲」（那時還叫做嫖客）的妹妹和小寶，「濁水溪」的表演轟動，有個老外背著大旅行袋一直在台上玩著火把和菜刀（五把輪流轉的那種）。無論清晨、下午、晚上，總有不同的人在場內進行不同的遊戲、玩飛盤、丟火圈、即興表演、爬上墾丁的大霸尖山，或者躲在帳棚裡愛愛。攤位裡有賣香油、按摩、和印度茶的，也有紋身與彩繪的，當然，純打屁的不收錢。

結束時，Jimi在舞台上吹著長水管，發出怪聲，說明天再見時，好像自己也沒什麼把握。那時，春天吶喊在夢幻墾丁吧，第一次。第一次，台灣的地下樂團創造了自己的節慶。

1996：唱自己的歌

先是一種謠言，「那些老外等等等」的，難道台灣沒有自己「本土」的音樂祭嗎？於是，1995年北區大專搖滾聯盟就在美術館辦了「本土」的搖滾祭，搶在96年春天開始之前，台大另類音樂社的人也搞了場《酒神祭》，在台大校園內，被台大從正門趕到醉月湖後邊。兩個活動音樂很好，團體也很棒，可是就少了點節慶的味道，少了某種DIY應該有的雜亂和豐富。

第二年，還是在夢幻墾丁吧。大夥卯起精神說著要唱自己的歌，除了少數團體仍然在翻唱外，大多數的團體都有自己的歌了，不知從何時「只接受原創作」的謠言就變成春天吶喊的神話。DIY當然不只是唱自己的歌而已，而是創造一種空間，一種節慶，一種讓發生不斷的機會。

現場的攤位比較多了，除了賣吃賣喝的，Jimi和 Wede還邀請了許多NGO團體，如防範愛滋協會的成員在現場鼓吹保險套等。兩個舞台讓更多的團體可以較勁，晚上還有DJ @llen的trance party。在小舞台的後方的游泳池上多了高空彈跳，沒有錢沒關係，只有願意裸體就可以免費玩了。在聲響爆滿全場的同時，還有許多裸體橫空飛陳。更多的遊客慕名前來，原本會在墾丁附近出現的觀光客，也一同加入搖滾列陣，用比較俗的舞步。曾有一度，夢幻墾丁的老闆也覺得錢好賺，要出面收入場費，他壓根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來。

在飄滿大麻香味的演唱現場，夜晚我與Jimi走到海邊，看著或睡或臥的人們進行著未完的遊戲或交易。為了原本預計要拍攝的紀錄片，訪問了Jimi。這位來自美國德州（？）的軍人子弟，第一次在台灣享受到DIY的成就。在台灣辦的，春天吶喊當然屬於台灣。前面那一竿子的流言，不管現實上或者論述上，都被Jimi簡單的一番話打敗了。（關於Jimi和Wade的訪問，後來綜合發表在破報復刊三號）。

我多留了一天，恰好與Dribdas的成員一同收拾吶喊的結局：把睡帶、帳棚、器材一個個丟上車、清理垃圾，搞的精疲力盡。雖然這次有入門費，還有贊助，可是Dave（Dribdas的鼓手）還是說：他們還是賠了不少，要教非常久的英文才能回本。在疲倦和捲縮在遊覽車的一角，那時覺得春天吶喊不只是場節慶而已了。

1997、1998：瑪莎露海灘

第三年，春天吶喊逐漸變成圈內大事。在北部，春天吶喊從第一次只有破報獨家報導，到現在包括了MTV、Channel V、TVBS都會拿著攝影機到處SNG了。換了地點，在沙灘旁，炙熱的太陽讓下午的表演無人能耐，海灘上到處有遊蕩的肉體。

還是要收錢，每人一千大洋，當然不是很嚴格的看管，意思是說你可以與朋友進去後，那著朋友的手鍊出來然後接更多朋友進場。團體變多了，樂迷與樂團間的社群熱情逐漸成形，許多fans開始招搖著自己所愛的團體。原本的上台表演時間變成政治問題，誰排在黃金時段，通常是週末的晚上7：00以後，誰是新秀呢？那些下午頂著大太陽辛苦流汗的人就是，還有深夜在海灘不知所謂的表演者。

也許是旁邊的酒吧與舞廳眼紅了，每晚都有「居民」抱怨我們太吵了，98年的第二天晚上，一群警察帶著烏茲衝鋒槍和獵犬衝進場內，演唱會被迫停止了。在警察追問Jimi時候，一大群人差點按耐不住要找警察論理（意思好像說，你為何不去抓殺人犯而來阻止我們樂與怒呢？）。最後，演唱會被迫在十二點就要結束，Jimi和Wade決定把舞台搬到海灘，繼續上演。海邊的設備就沒那麼好了，不過配合海聲和高度的自由卻創造了完全不同的氣息，濁水溪的音樂劇加上海豚的翻唱崔建的歌，將整個海灘注滿了香味（這鐵定是錯覺嗎？）。

1999：正港而且逐漸正式的春天山谷

先是鬧了個雙胞胎，搞的非常不愉快。原本的瑪莎露海灘被夾子以前的鼓手傑克借走了，也要搞個演唱會。這當然是好事，對我來說，節慶自然越多愈好。可是北部那些要求「真確性」的團體開始躁怒了，覺得有人純心要破壞春天吶喊。網路上出現了一面倒的攻擊之聲，傳言變成無限上綱的命令：如果在傑克那裡表演的樂團就不准在春天吶喊出現。

果然，記憶戰勝了現實，瑪沙露海灘的聽眾零零落落，大夥還是願意走道社頂公園內，需要徒步半個小時的六福山莊裡去參加真正的春天吶喊。許多先前答應傑克表演的團體都放鴿子。

在一個大山凹裡，除了看表演之外別無其他。於是，春天吶喊變成了一個正式的地景：刻在那些入場的嚴格控制、表演時段的的政治、還有只有一個「中央舞台」的強制性。少有樂團還在發自己的歌詞了，較多的是大聲宣誓「專輯要何時出」。我已經記不起太多樂趣，雖然是鐵定有的，例如林樹一郎或者fever。

2000：除了吶喊，春天還給了我們什麼？

今年，動員的狀況更令人難以想像，四天150個樂團、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到場（仍然沒有一篇像樣的報導）、參加的人我想約有三千人左右。除了舞台前的大螢幕外，還有bandplaza協助搞的網路現場直播。東森的現場轉播車取代了當年劇場或樂團的麵包車。

今年，沒有表演過的團體淪落到小舞台，大舞台留給曾經表演過的樂團，設備差距就好像電視台主播和破報小記者一樣。主要的時段留給知名的樂團。週日夜，四分衛、五月天、閃靈、夾子、濁水溪全擠在一個晚上。樂團上場時，原本有點挑剔的眼光全變成樂迷的歡呼聲，現在不流行發歌詞了，而是直接丟CD。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來，都與大型演唱會沒有兩樣。濁水溪上台不到五分鐘，因為燃放鞭炮和表演的打架、丟寶特瓶和灑水，就被Jimi很有技巧的請下台了。用現場熄燈來控制情緒，一度在夾子表演時濁水溪的人還想上台就被「熄燈」處罰。除了高呼濁水溪外，沒有人抗議。

也許是吶喊少了，歡呼多了。我一下子很難描述自己失望的原因，或者，是我自己太懷念第一次的景象嗎？還是一旦節慶被規律化後就定然有的缺點。難道地下樂團大集合、原創歌曲發表地、搖滾精神這些模擬兩可的言詞就可以區分春天吶喊與其他演唱會的不同。那麼我們沒有多聞到一些什麼新鮮氣息？這個節慶，是不斷給予新團體機會，還是創造某種階層？

在今年的會場裡，我比較少看到老面孔，這可能是好事，表示台灣的搖滾機器正成熟的運作著，逐漸吸引著新鮮人和主流媒體的注目。樂團們也逐漸建立自己的社群，從夾子、閃靈、五月天等團裡可以清楚得見，而春天吶喊也逐漸形成穩固的運作機制。但沒有憤怒，沒有「不」或「否」，或者「不」、「否」都變成某種表演時，就好像無政府（奇怪的是盡唱一些狹義政治的歌曲）表演時fan高興的搖頭晃腦，這些零散且互無關連的社群並不會改變什麼。就好像濁水溪受到「熄燈」處罰而無人為之抗議一樣，難道我們只是喜歡和平的欣賞濁水溪的表演，或者音樂，而不是他們具有獨特之隨興顛覆舞台的性格嗎？當我們選擇沈默（當然包括我自己），其實我們正在放棄某種搖滾精神，這與音樂並沒有太多關係。

春天吶喊無疑啟發了許多想像：關於DIY，關於搖滾，關於節慶。除了一些制度以後帶來的小小不快，和關於搖滾、原創什麼勞什子狗屁不通的光環。「創造性、溝通和社群感」曾是春天吶喊給我們寶貴的啟示，也因為此，台灣的搖滾社群才可能有點不同的起步，我當然也不希望它就此消失。

唱自己的歌當然很重要，可是當150個團都有自己的歌，也分級表演時，也許我們還要問：在能夠唱自己的歌之後呢？ （刊於破報復刊103期，以acidhead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