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總是這樣。譬如說，你明明昨晚可以去聽cat power的表演，可是因為要工作，因為牙齒被自己不自覺的緊咬而壞死的神經齧的痛不欲生，因為家裡的流浪狗先前吃了寶路得尿毒現在又因為舊傷復發導致三腿走路而不得去醫院的時候，又因為流行感冒在家裡躺了一天，當這四件事情一起發生的時候，你當然不能去聽cat power。

美軍於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醜聞爆發後，我限於一個無法抽身的狀態，除了五一當晚的談話。可唸書的人還是得說點話，從Douglas Kellner 那兒得來一則訊息：Susan Sontag 發表於衛報上的〈What have we done? 〉，也許還算得上是一種說話吧！影像分析著手一直是她的長項，然擴大到整個西方的反省需要點胸襟與智慧的。

論點有點奇怪，不過Drug WarRant的論證還挺有趣，與此書 《Whiteout: The CIA, Drugs and the Press》討論美國CIA與毒品，金三角的關係有平行衍意之申。此文：Something for the 911 Commission or How the War on Drugs has Undermined ou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也許每種論述都要找到足以引發討論的時勢。

320大選之後，社會分裂欲遽未有休止，任何討論都在巨型氣壓的掃蕩下無所自辯。例如破報之前的〈Taipei Times的醜聞〉以及〈The Taipei Times sends a memo〉、〈 運動前線的女性力量：側寫中正紀念堂上的抗爭 〉，以及趙剛教授發表的〈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台灣部落格網站上未被中時改過標題的原文）都成了網路討論與私下抱怨信件的座下囚。言論與事實現今都變成檢視效忠，而非對錯黑白的問題。網路社群部落化，每個討論群都有自己效忠的對象，相濡以沫，瘋狂廝殺異己。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說的：「作家是站在公共的舞台上作證」在320後的台灣變成了發言者「站在部落化的網路論壇上或部落格（weblog）上為自己作證」的奇異景象。而網路上的景象與真實社會的處境相去不遠。

近十年來，我走過台灣搖滾/樂團文化繁盛鮮麗的場景，場場巨大的另類搖滾祭與嘉年華，風格多樣，技術精進，樂迷擁戴。現今的我環顧四周，只剩下摔吉他的姿態，盲目的政治效誠，自我與社會批判之空白，荒蕪化了的聲音。《聲音與憤怒》重新梳爬了音樂可能的力量，讓我在震耳欲聾的沈寂中，聽到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