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於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醜聞爆發後，我限於一個無法抽身的狀態，除了五一當晚的談話。可唸書的人還是得說點話，從Douglas Kellner 那兒得來一則訊息：Susan Sontag 發表於衛報上的〈What have we done? 〉，也許還算得上是一種說話吧！影像分析著手一直是她的長項，然擴大到整個西方的反省需要點胸襟與智慧的。
320大選之後，社會分裂欲遽未有休止，任何討論都在巨型氣壓的掃蕩下無所自辯。例如破報之前的〈Taipei Times的醜聞〉以及〈The Taipei Times sends a memo〉、〈 運動前線的女性力量：側寫中正紀念堂上的抗爭 〉，以及趙剛教授發表的〈百合既腐，其臭尤甚於蕪草〉（台灣部落格網站上未被中時改過標題的原文）都成了網路討論與私下抱怨信件的座下囚。言論與事實現今都變成檢視效忠，而非對錯黑白的問題。網路社群部落化，每個討論群都有自己效忠的對象，相濡以沫，瘋狂廝殺異己。以賽柏林（Isaiah Berlin)說的：「作家是站在公共的舞台上作證」在320後的台灣變成了發言者「站在部落化的網路論壇上或部落格（weblog）上為自己作證」的奇異景象。而網路上的景象與真實社會的處境相去不遠。
50萬人齊聚紐約抗議共和黨大會的行動，在到處送獎學金的東森新聞裡，近三分鐘的報導，只看到記者與主播很努力的介紹共和黨大會提供的記者特級服務：從剪指甲到美容按摩應有盡有的服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