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1994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大家都在等我的稿子，啊，所有人都寫完了，同事，學生，下屬，有人哭倒在地，有人紅腫眼睛。而我呢？作為一個認識十六年，既是學生也是下屬的我，又如何呢？報社有人跑來問，你們總編怎樣？聽說誰誰誰哭的非常傷心。顧問說，黃總編你一定要寫。嗯。

以前無聊的時候，我會紀念一些當下的「死人」，放在"Grateful Dead"這個分類裡，譬如有Joe Summer, Thompson, Said, Bourdieu，還有比Lucie晚一天去世的J.D. Salinger。 但遲至今晚，我邀了許多稿，寫不出半字。明天Lucie頭七，作為無神論的她和我要在善導寺碰面。

人生總是這樣，越重欲難言。父親走了時我也沒哭，儘管守夜整晚，看著荒謬的巨大紗網（恩，就是常在飯桌上蓋住菜販的那種）罩著，一直到了約莫二十年後吧，我才想起來要落淚，而且多半不是純粹想起他吧。

明天截稿，這一切又逼我回到破報的作息內，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了。我約莫只有一個感覺，人愈老周邊的明燈就一盞盞熄去，終有一天，你會看不到，也許你成為燈，也許你只有火焰般的劇烈短暫，終有一天，你也會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