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孫權
2013，4/12@高雄白屋。Partha Chatterjee’s Empire and Nation in Popular Culture: The Case of Football之回應稿
Partha Chatterjee是說故事的高手，也讓我們目睹了印度從殖民時期到獨立建國之間，棒球與帝國、大眾文化的關係。尤其他此文停於1946年，印度獨立前一年的Great Calcutta Killing事件，將1911年印度足球隊首次贏過歐洲人獲勝的歷史停置於國族認同分裂之前，絕頂聰明的寫作策略：足球何止是顆球而已？其間，足球運動如何在帝國的「遊戲倫理」與「文明」教化的統治之下，印度人民以另一種抵抗方式翻轉了「男子特色」（manliness），建立了國族信心，隨之由於回教徒為主的足球俱樂部 Mohammedan Sporting Club取了輝煌戰績，激勵了印度境內的回教徒，最終，球場上的勝利與連帶打造的認同力量導致了回教徒傾向巴基斯坦獨立，拒絕了印度當時的建國政策，爆發了加爾客答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血腥衝突。
最好的回應就是我也說一個台灣的故事，我並沒有深刻的分析，所以也只是故事而已，但好的故事總比壞的理論健康。如果有一種球賽對台灣國族至關重要的，就是棒球，台灣的國球，而台灣的國球則跟高雄密切相關。
去年，我與一群學生進行旗津的田野研究，經過田野訪談與資料蒐集，我們整了出一段有趣的歷史。
日本治臺五十年，施行以同化為目的之差別教育，一方面要有別於傳統中國的新式教育，訓練臺人近代化所需之基本知識。所謂的「殖民教育」是帶有其特殊目的與任務，對臺教育，最終目在於改造語言、思想、行為、風俗習慣，為型塑日本帝國需要的屬地人民，而臺灣現代化則是殖民統治下的副產品。
1929年，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第一回「台灣少年野球大賽」。台灣少棒隊史無前例的以三勝一合的佳績勇奪冠軍。這是首次純「台灣仔」戰勝以日本為主或者以台、日混合的隊伍，造成日本人大驚。
在日本小學的體育大會中大獲全勝，公小學之戰以3比2獲勝
1897 年（明治30）6月，在打狗（今高雄）的日人，於旗後臨水宮設立打狗第一個新式教育設施，即「打狗國語傳習所」，1907年（明治40年）4月，首次招收女學生32名，但因風氣未開，至年底，竟無一人上學，直至1911年（明治44）因經濟發展，加上以齋藤牧次郎校長的到處努力勸說，才有17名女學生入學，其中以蔡月華（1905-1989），後來成為高雄著名女詩人為著名。1921 年（大正10）4月，改為「高雄第一公學校」 稱「一公」，不僅是高雄市第一所新式初等教育設施；「公校」設立於旗後，也是高雄市最早的發祥地，其學區更是早期高雄市的經濟重心所在地。由於「一公」兼具時間上與地點上雙重性的「第一」，有別於鄰近位於鼓山專為日人貴族子弟的日本小學「一小」（現鼓山國小），當初的「公校」是台籍小孩所念，而日人則進入「小校」就讀。
課程內容、設備乃至校風均大不同，公學校免學費，但須支付學雜費，費用包含課本與筆記本等用品。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六，中低年級生中午便放學，鄰近學生可利用午休回家用餐，其餘均帶便當到校。校園生活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課餘時間，因當時物資缺乏，遊戲器材多是取得方便的材料，例如十二生肖牌、象棋、橡皮筋跳繩、跳格子、警察抓小偷等，小皮球玩的花樣可多了，有融合木頭人與躲避球的玩法，亦有雙人對戰的免拍壁球。
當時旗津國小附有游泳池，並且成立了少棒隊，是為台灣第一支冠軍少棒隊。1929年，台灣體育協會主辦第一回「台灣少年野球大賽」。台灣少棒隊史無前例的以三勝一合的佳績勇奪冠軍。這是首次純「台灣仔」戰勝以日本為主或者以台、日混合的隊伍，造成日本人大驚。根據史料，其中一場還是以13：0獲勝。那時的旗津少棒隊，根據我們的訪談，是用樹枝當球棒，用水果或者其他替代品當球，一如印度裸足足球隊戰勝英國人一樣，充滿了傳奇色彩。不過我們幸運點，照片中起碼我們都還有鞋子穿。據當初此與戰的見證者蔡文玉說，前往台北征戰的過程可是得意笑容，容光煥發的。
回到旗津時，領獎隊伍行經史博館、鼓山、鹽埕、至搭乘渡輪一路回到學校，沿途人聲鼓舞鞭炮不絕，群眾夾道歡迎。之後，又在日本小學的體育大會中大獲全勝，公小學之戰以3比2獲勝，一吐平日受日人欺壓的晦氣。
棒球於是變成一個在殖民時期培養健康體魄與彰顯「中國」精神的運動賽事。而高雄一直是台灣棒球發展的重鎮，有「無高不棒」之說。1948年，國民政府舉辦第七屆也是最後一屆全中國運動會，棒球為表演項目，有台灣、上海、廣東及空軍四隊參加，台灣接連打敗空軍與上海隊，其實力凌駕中國各省之上（至今，也是台灣人在運動項目唯一能打敗中國的）。在冷戰時期高峰與中美斷交前後，棒球更是支撐全國的重要精神運動，中（台）斷交於1976年，而1969年台中金龍少棒隊獲得第23屆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後，至少參加了27屆（至1996年），共贏得了17面冠軍，遠東區冠軍二十四面，高雄就有三隻奪標隊伍。
在國家命運飄搖之際，我這一代人都幾乎有共同的經驗，小學時候都與長輩們深夜守在電視機前，看著棒球小將金髮痴肥笨拙的老外打得落花流水，所有的反共復仇大計、反美親共的不滿，對民族危機憂慮的解放都在一棒棒間完成。至今，我們依然在棒球裡找到弱小國家的出聲管道，今年的世界盃中韓之戰就是最好的例子，球迷在職棒簽賭與國家經濟消頹的陰影下，將所有希望都寄望在棒球運動。中韓之戰中，球迷用各種標語、圖案羞辱韓國，「殺」、「恨」、「太極掰」反覆出現，搞得韓國人訝異不已。當我們的榮耀只能球中求時，仿若又回到了1929年第一次打贏日本人的時候，只有被殖民者才需要這種寄託，只能有這種寄託。同時令人驚奇的，同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韓國，卻對日本有著完全不同的反應。我們妒恨韓國，卻感激日本，在殖民史的研究中，棒球、現代性、亞洲現代性在台灣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版本。
台灣的命運好像停在了1929年，那張勝利的合照似乎無須更新也照印了我們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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