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terotopias

1994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啟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1994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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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孫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這幾乎是個不可逆反的過程，充滿各種自主性的謊言與弔詭，最後全部沈醉於更新式的資本主義。這裡，創造性的破壞已起不了什麼作用，腳本精緻地被重寫，演員都有機會，愈民主的社會越是如此，愈是以一種協同式的精力參與其中。

幸運的話，我們有這樣的開始：社會運動者、和認為知識生產與知識生產為了解決的目的不能分離的人們，反對基於特定利益的拆遷與拆毀，十四、十五號公園，寶藏巖、剝皮寮，華山酒廠、景美看守所等地方都是如此。這些地方被空間的表徵所宰制，在資本的藍圖中被給予命運，被政績挾持或者中產階級意識型態綁架，上述那群人則努力為未能發聲者發聲，努力抗拒，競逐不同的的都市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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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為將東西盡量地往南方移，就會逐漸習慣「固著」，盡量像個家，花盡我所有財產。顯然的，它讓我更碎裂了。我少的不是家具或者燈。

三個家，兩個辦公室，我連一本書都找不到，一份資料在五部電腦裡搜尋，那些神奇的3C不會讓我與它們很熟，相反地，常常使我迷惑，在那一個硬碟與iPOD裡，在那一部電腦裡？在哪一個國外的主機上？還是學校的機器上？我孤單了四十幾年，不代表我已經習慣了。

我逃避不了看似喧嘩的孤單，逃避不了媽媽臉上皺紋裡的渴望。每個人都希望我可以作些什麼，從我這裡拿到什麼，鮮有人問我需要什麼？該給我什麼。

疲於奔命，盡量視情況自動歸類與出軌。我教我不熟習的，我學我不應該學的。

就這樣，台北南方遠方都不是家，家可能在某人身上，家在我那些可愛又煩人的動物身上，可惜現在只有漂亮的LED燈還有跟隨我十幾年的spender LS 3/5A的喇叭裡的Tom W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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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去接PK的時候，看到了三聯會會長。晚上與mali與PK還有學生去海味吃飯，離開後，朋友說痞子英雄結束ending party，蔡導特別指定要去海味吃飯，高雄市觀光局的人員一起陪同。於是，深夜兩點半，在高雄的街頭，三聯會會長、陳在天、吳英雄一掛人，還有隨棠，我開車經過，用眼睛與他們一起在街頭慶功。

這是偶像的地景。我想到我在高鐵遇到的香港人，台北人，來高雄，全為了痞子英雄。城市發展有很多可能，你即使唸批判地理學，知道新自由主義，也必需面對有動員力的民粹式歡愉。而身在其中，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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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鐵上念人類學家傑克魏福澤寫的成吉斯汗（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讀到他駕崩，孩子們分裂。我重新認識了蒙古人的世界，與歐洲、俄羅斯、印度、中東以及中國的版圖，文藝復興與全球商業都在蒙古人的鐵蹄下完成。

我這來回的奔跑大抵不過蒙古人快馬一日的距離吧。旁邊水果味的女孩（怎有人有這麼濃重的燕巢牛奶芭樂的味道）輕微打呼。ipod裡放著Philip Glass的音樂，非常後現代卻現代般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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